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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续)——第二部分
2015/9/16

 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续)——第二部分


杨奎松

    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他们在重申了经费不及时、不到位、小额拨付无法分配,以及金价上扬,继续照跌价后的墨西哥元付款,月收人与预算相比减少30%等情况之后,明确告诉斯大林不能指望来自苏区的帮助,因为红色区域提供的支持不仅不经常,而且根本不能满足工作的迫切需要。①

    1930年夏,斯大林确定了重点发展苏区和红军的方针,要求中共中央开始把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为此帮助中共起草和制定了许多重要文件,并力主派遣大批干部和工人到苏区和红军中去。显然,要落实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经费的支持。这种情况促使他重新关心中共的经费问题。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8月间分别会见了即将回国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保证经费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圆满解决。显然是受到斯大林的压力,皮亚特尼茨基明确承诺:“今年共产国际驻上海全权代表将给中共支付一切旧债,从4月份起中共每月将领到金币。”周恩来提出应把款直接汇给中共中央,皮亚特尼茨基则表示:“我负责通过新的途径把款项寄给中共,我向您保证,在你抵达之前中共将及时收到按照黄金比价折算的所有现款。如果没有办到,你可以致电莫洛托夫同志,而且我是当着奥斯廷②同志的面说这个话的。”斯大林也对周恩来许诺说:“今后
你们应按黄金比价收到经费。”

    然而,当周恩来于8月下旬回到上海之后,发现情况并没有好转。他马上向共产国际联络局驻上海的全权代表马克斯说明了上述情况。没想到马克斯告诉他说:经费没有给够,这是事实。但共产国际的经费很大程度上要靠将仓库里的货物变卖出去换取现金才能支付,而现在仓库里积压着价值14万美元的货物卖不出去,自然不能很快支付中共的经费。周恩来难以理解共产国际经费变成商品的这种情况,要求马克斯设法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斯答复称:“如果共产国际每个月都寄给我新的经费,即固定的月津贴,那么我就可以支付旧的欠款。”但随后中共中央很快就了解到,要指望马克斯把库存的货物卖掉来付清拖欠的经费,短期内没有指望,况且共产国际即使给马克斯寄来了经费,他也出于生意上的需要不可能如数支付给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政治局因此不得不再度直接写信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皮亚特尼茨基进行投诉。在信中他们称:从2月份到9月份,共产国际一共少支付给中共17.97万墨西哥元。10月份共产国际寄来2万美元,马克斯却只支付给中共中央不到1万美元。鉴于周恩来回国,肩负斯大林要求中共中央加强苏区工作和将大批为苏区起草的文件送达苏区的重要使命,中共中央明确说明:“由于经费困难,我们无法与苏区保持联系,我们无法建立一系列联合机关,甚至不能派人前往这些地区。由于这个原因所有文件仍然放在中央。”由于经费困难,我们失去了派人到军阀部队做瓦解敌人工作的许多机会,不能转移受到破坏威胁的组织,与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无法组织和领导工人斗争,等等。不仅如此,即使是为维持现有的工作规模,“中国共产党每月的开支早已超过了1.5万美元。最近两个月实际上我们已经支出了6万多中国元(大约等于2万美元)。因此我们已经从中华全国总工会借了22693中国元。我们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借了7630中国元。我们为日报就花掉经费25576中国元。此外,我们还向各省委支付日常的经费58648中国元。这个月的状况简直无法忍受,各省委都致电致函来要求提供经费。我们都回答说,没有经费。”“我们恳请共产国际立即给我们一个具体的答复,并电告我们。再说一遍,先要付给我们2万美元,作为拖欠的旧款。然后每个月再给我们补1万美元,记在我们没有收够的经费帐目下(总共拖欠的旧款等于179700中国元,即52800美元)。此外,我们请求每月给我们按时寄1.5万美元,作为固定的资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度过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最困难时期。”③

    中共中央的这些抱怨,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深表同情。10月下旬,他们接连致信皮亚特尼茨基指责马克斯,称:“财政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造成了党、共青团、甚至工会整个工作的混乱”,甚至使远东局的工作也处于瘫痪状态。周恩来这位“很平和和深明事理的人”如今也变得焦燥不安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你们在这里自作聪明地说:请出版报纸、呼吁书,请派人到苏区去,请组织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可是我们却没有一分钱用来招待来上海办事的人。我们失去了许多人(如在汉口的军事工作者),只是因为没有钱租用住宅!”远东局严厉地批评说:“中国的政治局,由于不能按期收到经
费,也不知道明天是否会收到和能收到多少,就到处奔波,开始向私人借债,最后为了党的需要经常要花工会的钱。政治局的一些优秀的委员不去做政治工作,却花费整天整晚的时间咒骂我们,并为了党的某种需要而到处找门路去弄几个美元。我们认为,在这里向您重复中国同志的一切理由都是多余的,我们只向您提出请求:为了中国运动的利益请解决资金问题。马克斯是不会支付的,也不要指望从他那里挤出钱来。请派一个工作小组来,它会向您讲述马克斯那里的真实情况。”④

    因为不能按照预算支付经费而使斯大林向苏区和红军大量派遣工作人员的工作受到阻碍的情况,就连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要求前往上海帮助制定联络和指导苏区与中共红军办法的苏联军事工作人员小组都深切地感受到了。以盖利斯为首的这个小组到达上海并进行了数周的工作后,就直截了当地致电第四局负责人别尔津要求汇款。盖利斯指出:“党的财政状况非常严峻。他们从莫斯科得到的预算不能保证完成现有任务。”要想指望红军把苏区里面一些值钱的物品拿来变成现金,在目前的条件下几乎行不通。党现在比任何时间都更需要钱。因为党如果不掌握一定数量的资金,培训人员和派遣他们去苏区是绝对办不到的。“在党现有资金的情况下,只能偶尔派遣个别一些工作人员,根本谈不上派遣大批工人。派遣一名工作人员需要花费200到240墨西哥元,用于购买食品、车票等花销。”现在必须要花钱来“建立通往苏区的固定路线、向苏区派遣人员、寄发指示等。在这方面迄今为止都以手工作业方式进行工作。人员派去了,但是在他们出发后,谁都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中一部分人失踪了,一部分人在路上耽搁好几个月,而到达的人员也无法报告什么。在护送站没有建立固定的路线之前,军队的工人化、指导人员的派遣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中央没有钱,周恩来特别请求我向你(他不认识你)提出这个问题并给他们以帮助。我们局认为有必要帮助他们,因为中国人的经费状况的确不好。他们不能经常收到从共产国际方面寄来的钱,而开支却很大。举例说吧,印刷所被捣毁了,要建立一个新的印刷所需要1万墨西哥元(3000美元)。刘云牺牲了,主要是他没有钱租用住宅。”在目前的情况下,“当一切势力为了消灭我们而动员起来围剿党和苏区的时候,应该通过发放一次性补助金的办法去帮助中国人”。为了瓦解军阀部队、建立固定的路线和联系、向苏区派遣人员等目的,至少应当汇来10万美元作为一次性补助金。⑤

    得知这种情况后,斯大林对皮亚特尼茨基的工作提出了批评。这导致皮亚特尼茨基不得不找其下属算帐。在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远东局的申诉信后,他马上写信给在中国上海长期负责拨款的马克斯,指责他自作主张地将钱投人了企业,没有按照市场的比价向中共支付金美元,等等。这位代表也非常委屈,他抱怨说:他在中国工作了3年之久,从未听到过皮亚特尼茨基提出什么意见,这意味着他过去的工作没有问题。而把大部分的款项变成商品运到上海来,争取将本来是用于掩护的假公司确实变成一个企业,也是皮亚特尼茨基同意的。至于没有能够按照预算支付给中共经费,多半也是因
为莫斯科寄来的钱不够,且明令其“每月支付1万金美元,并把整个款额压缩到10万金美元”,并非他个人的作为。但无论如何,马克斯还是逃脱不了责任,并很快成为这种局面的牺牲品。⑥

    马克斯被调离之后,中共得到共产国际的拨款变得顺利了很多。尽管共产国际依旧没有增加对中共的经费,仍旧是每个月1.5万美元,但再不用墨西哥元付款了,中共中央也用不着几天一次跑去领取那些小额现金支票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1年的上半年。在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的自供状中,他的供词也清楚地记述了共产国际经费没有变动的这种情况。他写道:“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每月一万五千美金,(相当于)中国五六万元。”⑦而值得注意的是,在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由于经费问题而发生的争论已经几乎见不到了。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整个中共的工作重心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已经发生了转移,即60%以上的干部和工人骨干被派到苏区和红军中去了。再加上罗章龙等工会干部另立中央,中共发生严重分裂,其城市工作自然大为收缩,机构和人员大幅减少,所需各种经费自然也就相应减少了。第二是与苏区和红军的联络线在苏联军事工作人员小组的指导下建立起来之后,苏区与中央之间的联络开始变得畅通起来,结果中共中央很快就从红军那里得到了几十万银元。⑧这意味着,中共不再完全指望从共产国际那里取得经费支持了。随着1931一1932年间中共中央机关接连遭到破获,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被迫分别离开上海前往苏区或莫斯科。中共中央最终完全迁到江西中央苏区,来自莫斯科的这种固定的经费支持也就自然而然地中止了。

七、关于1936一1937年间共产国际提供财政援助的情况

    定期经费援助的停止,并不意味着来自共产国际的一切形式的资金或财政的援助从此结束。被停发的经费,相当部分被用来建立了一个“中共基金”。这个基金的建立,无疑便利了专项援助经费的提供。由于文献资料的欠缺,目前尚无法弄清在1933一1934年间除了人员培养、输送等方面的拨款以外,这个基金发挥过哪些作用。1935年,共产国际动用这个基金的最大举动,似乎只有援助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错等人重建十九路军。当时,这些福建事变的发动者向莫斯科求援,并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名义与中共代表团展开了合作谈判。在共产国际新任总书记、直接负责中国事务的季米特洛夫亲自过问下,共产国际表示可以考虑按照双方所达成的条件从中国基金中向“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拨款。“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这时要求的资金援助包括:提供10万元训练军事干部,提供20万元购买两千支步枪,提供10万元用于各项军事开支,提供4万
元用于“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各项开支,等。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态度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铭枢等人的条件没有被接受。最后,中共代表团只向“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提供了大约2万美元。⑩紧接着,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
团把统战工作的重心转向了南京政府,这一合作过程未能继续下去。

    在1934年夏天之后,莫斯科与中共中央和中共在各地的武装力量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向中共提供援助自然没有可能。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终于在陕北建起了一台可以用来接通与莫斯科电讯联系的大功率电台。中共中央在给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的第一封电报中,迫不及待地说明了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电报称:红军已经与张学良和东北军建立了统战关系,并准备发动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但是,东北军月炯两百万元全靠南京,一旦发动反蒋即完全断绝。陕西虽然物产较丰,但供给杨虎城部3万人尚嫌不足,甘肃人口20万,税收不足10万元,红军所处的陕北地区更加困难。“请你们讯问国际能否每月帮助我们三百万元。再则美洲华侨及各国工人募捐有希望否?财政问题之外,军火问题也是重要的。我们希望的是飞机、重炮、子弹、步枪、高射机关枪及架桥技术等,请讯问按政治情势所许,可能帮助我们至
何种程度?”⑪

    1936年8月下旬,由于共产国际否定了红军与东北军发动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要求中共把统战的重心转向南京政府。中共领导人不得不联名电告王明转电共产国际,陈说利害,请求援助。电称: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如不能与东北军联合反蒋,南京国民党一时又拒绝停止剿共,红军迫于生存的需要将不得不向较富庶地区发展。如此不仅将被迫放弃现有苏区,而且将导致内战大规模爆发。“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
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黄河)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⑫

    刚一得到中共中央8月25日来电,斯大林就很快批准了军事援助的方案。9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直接复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称:“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的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与此同时,苏军开始准备经过外蒙古向中国红军提供将近600吨的军事装备和弹药,包括1.5一2万枝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弹药,要求红军主力经过宁夏前往绥远定远营方向进行接运。⑬

    莫斯科的来电是一个让中共中央和全体红军将领盼望已久的好消息。面对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制定宁夏战役计划,并于9月14日先后通知了正在北上的二、四方面军,要求后者与红一方面军密切配合,共同占领宁夏,以接取国际援助。但是,这一作战计划由于南京政府中央军推进过快,在10月下旬宣告失利。红军三个方面军被分隔在黄河两岸,各自为战,军事形势更形艰危。故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国际紧急寄送款项的心情极其迫切。这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明确电告王明等:“请你们迅速地确实地将帮助我们的经费从天津、上海两处交款”,“不论五万十万都要
快”,否则,“你们多推迟一天,则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⑭

    实际上,还在9月加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就已经开会讨论了对中共提供财政援助的问题。季米特洛夫为此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写了专门的报告,请求提供200万卢布的贷款。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后,10月18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表明要从财政上援助中共。其电报称:“我们准备向你们提供数目可观的现金,以便你们能够在国内自行购买必需的物品。"11月3日,注意到南京政府的军队与日伪军将要在绥远爆发战争,莫斯科要求红军改向新疆接运军事物资,并主动将援助物资的吨位提高到1160吨的同时,还制定了专项拨款援助的计划。1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过王明和陈云电告中共中央称:“经济上不能按月帮助,决定对你们帮助的总数五十五万美元,第一批送去二十五万。你们大约在十一月底可以在你们指定的上海转款人手中收到。”⑮对此,中共中央已急不可待了。张闻天刚过了一周即致电王明等催促说:“因为没有现金,粮食也买不到了。请即刻经过天津付款处送一笔款子来,以救燃眉之急。我们的交通正在那里等候。上海方面也已通知小开(指中共这时的谈判代表潘汉年——引者注)准备接收。”⑯至11月底,中共中央仍未收到来自天津和上海接收到共产国际第一笔汇款的消息。张闻天更是沉不住气了,再次致电王明等:“你们答应十一月底在沪交款,究竟实行了没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给了孙夫人?我们派人于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飞机到沪取款,决不可使落空,八九万人靠此吃饭!”⑰

    终于,来自共产国际的第一笔援款于12月初到达了上海,很快即转送到甘北苏区。随后,经过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努力,共产国际还进一步扩大了援助的规模。据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他在12月2日曾再度致电苏联政府财政人民委员会,要求在拨出200万卢布之外,再提供50万美元另5000卢布给中共。⑱在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反复交涉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于1937年3月2日颇为兴奋地电告中共中央说:“我们为你们拨款80余万美元,这笔钱将送交给你们。另外,你们还能够指望收到相同数目的另外一笔援助。只是转交这些钱在技术上存在着极大的难度。但无论怎样
都必须确保实现这一转交。”⑲不难看出,共产国际和苏联这段时间先后向红军承诺提供的援款数量应当在200万美元以上,它对正处于危难中的中共和红军无疑有重要的帮助。




注释:

  ①《中共中央给斯大林的信》(1930年5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一1931)(9),第157页。

  ②即雷利斯基。
                                                                                                            
  ③《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0年10月1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 -1931)(9),第369-373页。

  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0年10月2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9),第400-401页。

  ⑤《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0年10月20日),(11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 -1931)(9),第416 -417,479 -481页。

  ⑥《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0年10月2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 -1931)(9),第429-432页。

  ⑦转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台北正中书局1965年版,第159-164页。

  ⑧《盖利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作<苏区和红军>的副报告》(1931年5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10),第280页。

  ⑨Principles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League" for Negotiations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Regarding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1935(Draf t),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 30,no.1,January-February 1997,pp. 41一470

  ⑩《王明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7月15日);Resolution of the Secretariat of theECCI Concerning Begotiations between the CCP Representative and Chen Mingshu,June 19,1936,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 30,o.1,January-February 1997,pp. 48一50.

  ⑪《中央书记处致王明、康生电))(1936年6月16日)。

  ⑫《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红军行动方针给王明同志电》(1936年8月25日)。
                                                                                                        
  ⑬《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泽东、洛甫、恩来、博古电》(1936年9月11);《季来特洛夫日记》,第46页。

  ⑭《中央书记处致王、康、陈电》(1936年11月8日、9日)。

  ⑮《王、陈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12日)。

  ⑯《张闻天致王明、陈云电》(1936年11月20日)。
  
  ⑰《张闻天致王明、陈云电》(1936年12月5日)。

  ⑱《季米特洛夫日记》,第48页。

  ⑲ ECCI Secretariat to the CC CCP Secretariat,March 2,1937,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 .30,no.1,January-February 1997,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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