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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续)——第一部分
2015/9/15

 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续)——第一部分


杨奎松

五、关于1928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情况

    对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要求追加经费的呼吁,共产国际在928年的预算中做出了反应。这一点,可以从共产国际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给其在华代表的两封信里看出。

    在4月3日的信里,他说明了共产国际上半年向中共、日共和朝共拨款的情况。在谈到对中共的拨款时,他提到:第一季度应拨25641美元,第二季度拨给12820美元。同时拨给中国共青团7692美元作为整个上半年的经费,而青年共产国际亦资助给中国共青团10256美元。①在这里,给中共的拨款头两个季度合计应为38461美元,平均每个月约为6410美元。给共青团头两个季度的经费合计为17948美元,平均每个月约为2991年美元。

    在8月10日的信里,他说明了共产国际下半年给中共、日共、朝共拨款的情况。具体到给中共的拨款是:下半年经费128205美元。同时拨给中国共青团第三季度3653美元、第四季度3666美元及支援款5128美元。此外,以济难国际的名义拨给中国共产党上半年经费2.73万美元,拨给广州专款8000美元,拨给广东和汉口专款各100()美元。②给中共的拨款平均到每个月,应为21367.5美元。给共青团的拨款平均到每个月应为2074.5美元。而从另一则文献中可知,1928年度济难国际提供给中共的济难费,上半年每月为6000美元,7-10月每月为9000美元,合计为7.2万美元。加上通过在国际上开展募捐运动所募集到的5.9万美元,仅济难国际提供的经费在前10个月就达到了13.1万美元。③

    当时,美元兑中国元的比价约为1:2。由此可知,中共上半年每月可得经费1.28万中国元左右,下半年每月可得经费4.27万中国元左右;共青团上半年每月可得经费5892中国元左右,下半年每月可得经费约为4145元。

    192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共产国际拨款数量所发生的这种变化,显然与中共中央的反复要求和新一届代表大会的召开有关。当年5月和6月中共中央派往莫斯科的代表曾几度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赤色职工国际执委会强烈呼吁给予援助,并提交了新的预算。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经费不足,才导致近半年来党的许多负责同志被逮捕或枪杀。就连中共中央委员每月也只能得到27元,这不仅不能有效地掩护自己,更无法在被捕后实施救援行动。④由于中共中央这时提出的经费预算过于庞大,超出共产国际联络局权力所及,因此共产国际的反应只是迅速与济难国际和联共(布)政治局协商,然后通知其驻中国代表,准备再为中国党拨款14000美元,并由苏军参谋部第四局另拨35000美元,用于救济项目。⑤然后,共产国际便把中共中央提出的那个雄心勃勃的预算交给斯大林去决定。

    中共中央新的预算大致分为5个项目,各省的费用、中央的费用、工运费、济难费和特别费。新预算提出,共产国际从8月起,每个月应当提供的工作经费应为10.4万元,另外应为5月和6月追加每月3万元的经费,为7月追加5.7万元的经费。此外,苏军参谋部还应为中共提供军事工作经费每月3万元,赤色职工国际应为中国工人运动提供工运费每月2.3万元,济难国际应为受难的中国同志提供济难费每月5.38万元,青年共产国际应为中国共青团提供团费每月2万元,农民国际应为中国农民运动提供农运费每月1万元。共产国际执委会1928年为中共准备的预算总额为20万卢布,折合中国元约等于22万元,上半年已拨出12.5万卢布。共产国际执委会1928年度给各国党拨款的总预算中尚未分配的经费,也只剩下12.5万卢布。然而,仅中共中央要求的党费一项,连同5,6,7三个月的追加经费,就已经达到63.7万元。若再加上预算中要求的军事工作经费、工运费、济难费、团费和农运费等,总共需要195.8万元。中共中央还要求另外提供一笔100万元的基金,以备紧急时可以动用。这样的数字显然让共产国际无法接受。皮亚特尼茨基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中共拿县数乘上要给县委拨出的一定的钱数,就得出需要给省委拨出的钱数,但却没有说明:“有没有县委?县委需不需要钱?”他们提出有4600名被监禁者,每人每月要援助3元,共1.38万元;有1万个家庭需要救济,每个家庭4元,共4万元,合计每月需要5.38万元。但他们没有说明:“所有被监禁者,所有家庭是否都需要救济?能否可以不给救济?”他指出:“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为他们提供他们的工作所需要的款项。无论如何,我觉得,对他们的预算不作详细讨论,是不能给他们拨款的,因为经验表明,我们给各国党的钱越多,它们就越不想深人群众,同群众建立联系。而在这个报告中所表明的倾向是:要由党来养活大量的同志,要建立庞大的机关,并且所有经费都要从这里取得。我认为,满足他们的要求,就意味着葬送党。”⑥

    斯大林并没有轻易否定中共中央的新预算。为准备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提供了大约10万卢布之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于6月14日一次拨出9万卢布给中共用于应急。共产国际因此电告中共中央称:3个月内可增加党费9万元,约合4.6万美元,济难费3个月也可增加1.2万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同时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中共以往的收支情况,以便确定对中共中央所提预算的态度。⑦委员会研究的结果,最终同意为中共大幅增加原定6个月的拨款,联共(布)政治局因此决定给中共6个月的拨款数可增至34万卢布。⑧折合中国元,平均每月已超过6万元。

    共产国际在这一年里也曾有过大规模援助中共的设想,但未能实现。4月6日共产国际东方部以米夫的名义向总书记处布哈林提出建议,主张由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中共在南方创立革命根据地,争取建立由领导同志参加的军事政治中心。为此,他提议要求苏联军事部门:(1)将今年苏联军校毕业的20到30名共产党员
立即派往中国革命部队活动的地区。规定每个小组都要有掌握各种武器的专家。(2)采取措施立即将军事装备运往暴动的地区。(3)拨给100万中国元由中共中央用来进行上述地区的军事政治工作。(4)尽快派军事顾问去中国。(5)争取与上述地区建立无线电联系,采取措施运去相应的工作人员和无线电器材。”⑨这一计划显然未能具体实施,除了派遣军校学生和通讯专业的学生回国,以及由苏军参谋部派出军事人员前往上海就近观察指导的设想很快落实以外,拨款百万以及输送军事装备等工作都没有成为事实。

六、关于1929一1931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情况

    1928年下半年的预算没有能够在1929年得到继续实施。联共(布)成立预算委员会后,对中共以往的收支情况进行反复审核,最终决定适度削减1929年给中共的经费。决定指出:“拨给205128美元,扣留百分之三用于党在这里的开支和东方出版社方面可能的支出……剩198974美元,可以分四次拨出(每三个月拨一次)。”对中国共青团1929年度预算的决定是:“每季度正式预算4120美元,一年16408美元。此外,还将有援助款项,第一季度可以给援助款5128美元,以下季度的援助款额另告。”⑩由此可知,中共1929年每月得款应为16581美元,以1929年的最高兑换价,可折合中国元约为3.68万元;共青团每月得款约为3080美元,折合中国元约为6844元。与1928年下半年平均月预算6万元的水平相比,这个数字无疑对中共的触动极大。

    还在1928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就得知了共产国际决定削减援助经费的消息。12月26日,中共中央为此专门致信共产国际主席团称:中共经费每月6万绝不能减少,且应提供兵运费每月2.4万元,特别费年预算也应达到100万元。⑪当然,中共中央也注意到了自身的问题,开始严格进行征收党费的工作,要求每月收人20元以下者
交5个铜币,30元以下者交2角钱,60元以下者交3角钱,100元以下者交5角钱,收人在100元以上者要特别征收。同时中共中央还检讨了过去经常不照预算开支,导致亏空现象严重的问题,决定今后严格照新预算开支,各省1.9万元不变,宣传部由2300元压缩为2000元,特科由3600元压缩为3000元,给共青团的补贴减少到1000元,交通费保持4000元,中央本身3700元,所有领导人的生活费均减少2元,原有的娘姨费等一律取消,原住大房子的全部搬小房子。

    但无论怎样节约开支,党的经费仍然存在很大的空缺。新任总书记向忠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乃至斯大林本人发出呼吁。他一方面告诉共产国际执委会说:“我们收到了关于削减我们预算每月达33000中国货币单位的电报。考虑到中国的条件要求有更大一笔款项,我们打算再次申明我们的理由,请求增加预算。”另一方面他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写信给斯大林,明确提出: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遍布整个中国,我们的处境异常艰难。六大之前工作人员的损失已经相当严重,六大之后被杀被捕的人数更大大增加,六大新中央开始工作不到半年时间,其组成人员就有三分之一多被杀被捕。
……所有这一切,重建党的组织,深人到工人群众中去建立党的影响,帮助农村中被打散的军事人员,派人到军队中去做宣传鼓动工作,乃至于为了预防万一而设立储备金,都需要共产国际在财政上给予大力的援助。“在过去的月份里我们竭力节省开支,把我们工作人员的生活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能力克服财政上的困难。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那我们就无法开展工作了,我们在党内的基础会更加薄弱。”据此,中共中央恳请斯大林“理解我们的这些困难,并向我们提供我们所要求的援助。我们希望您建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恢复我们最初的预算,此外,根据那个预算,您还可以拨给专项经费。这些专项经费的作用主要在于恢复国内被摧毁的党组织和恢复在农村失去的地位。为此中央必须拥有军事干部,如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本身无法解决专项经费问题,那我们请求您将此问题提交联共(布)中央讨论,以期它能在我们处于绝
境时给我们以帮助。”⑫

    中共中央的要求并没有很快得到回应。共产国际联络局的代表明确认为由于在拨款的操作上存在一些问题,才导致中共中央对1928年下半年预算的增加产生了误解。他们报告称:审核中共1928年收支情况的结果证实,负责具体拨款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拨给中共的款项要比应该拨给他们的多。共拨出了15500美元(我们已经注意到,寄去救急的46000美元他按月拨给了他们。因此1928年最后四个月他每月拨给他们68000墨西哥元)。很可能由于这种情况,中国同志给斯大林写了充满绝望的信。信的副本送给了我们。他们认为,与去年相比,他们的经费几乎削减了一半(现在每月拨给他们约33000墨西哥元)。相差确实几乎一半”。但是,他们多半是把按月拨给他们的那用于救急的46000美元连同定期拨款的数额算在一起,当成是正常拨款了。当然,他们也承认,济难国际1929年拨给中共中央的款项比应拨给他们的少了一半,这对中共中央也产生了压力。因为几乎每个党多余的钱大都是从济难国际的钱里娜用的。⑬

    一些在中国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也认为1929年度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是不合理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代表雷利斯基就坦言:他不理解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什么要削减中共的经费。他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写道:“他们的经费是不足的。他们有18个省,走一趟要花很多钱。他们有红军。他们出版4个机关刊物,印制大量传单。我们不讲应由谁提供资金,他们应该弄到自己的经费,但暂时还没有这个能力。没有钱就会影响工作的开展。无论如何我想象不到会减少他们的预算。这对工作会有影响。他们有300名党的工作人员,但这些人拿到预算的很少比例,减少编制不会有什么好处。中国人的住房条件不允许在党员家里举行会议,为此需要有专门的房子,而这需要大量的钱。国民党在按照奸细工作的常规搞暗中破坏活动。国民党学生得到指示,要潜人我们的组织。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党的处境是相当艰难的。”⑭

    雷利斯基的质疑不仅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理解,直接参加预算委员会并负责联络局的皮亚特尼茨基反而明确告诫雷利斯基不要干预经费问题。然而,眼看中共的经费不仅得不到增加,而且还因为货币贬值在进一步减少,特别是注意到共产国际联络局的代表为控制中共的开支,竟将每月的经费分成10次,即3天一次小额付给时,雷利斯基忍不住再次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写道:尽管指示我不应干预经费问题,“但我仍认为有义务提及这一问题。现在在当地那里只付给中国同志3.3万元。过去付这3.3万时美元比价为2.2元,而现在付这笔款项时美元比价已为2.9元(2月),换句话说,党的预算由于货币贬值削减了近30%.”如果说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削减了,而且还故意要每隔几天发放一次,这已经给中共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损失,那么济难国际经费不能按时到达,所产生的影响就更加明显了。因为,济难国际在1929年头三个月几乎没有送来一个戈比。4月之后经过长时间交涉,到后来也只收到了几千元。8月份以后济难国际答应寄来1.8万元,结果一直拖到11月。11月又借口中国的济难会还有3万元储备,只给了6000元,12月只给了3000元,1930年1月也只给了3000元,2月负责拨款的代表干脆告诉中国同志说没有收到济难国际的钱。“党和国际
革命战士救济会经费时断时续,影响到党的工作,关于这一点代表团已多次给你们写过信。我认为除了安排好这个问题外,有必要讨论一下中国整个预算问题。党的各方面工作都在扩大,党正在利用合法和半合法的可能性……,开办党校,巡视员经常外出,这
一切都要求增加党的预算。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就仿照西方(波兰)党的例子,(应)同时拨给党用于不同用途的专项补助。”⑮

    进人1930年,随着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共产国际开始有了新的借口。他们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设法从红色区域通过打土豪等办法获得经费。因为自身经济上的问题,共产国际通知中共中央5,6两个月将停发经费。这种情况不能不进一步引起中共中央的强烈不满。5月18日,中共中央再度直接写信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出申诉。

    在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信中他写道:“中共中央请你们注意经费问题方面的以下事实:1.到4月底一直没有支付给我们6.3万墨西哥元,⑯而5月份我们迄今尚未收到应领的半个月的经费。2.每次拨款都延误,而已拨给的经费中央也无法有计划地进行分配,因为这些经费大都以很小的数额一点点地拨来。3.共产国际批准给我们创办报刊
的经费,我们迄今分文未收到。但印刷厂无法推迟创办,我们只能把作为其他用途的钱拿来办印刷厂,这自然又使其他工作处于瘫痪状态。我们的工作因此大受影响。由于经费困难,已处于危险之中的机关搬迁,联络员出差,给各省组织的经费,救援被捕人员等等,都不能及时进行。这使工作困难重重。尽管半年来中央多方努力,这里负责经费问题的同志仍未取得任何改善。不久前获悉共产国际5月和6月根本不给经费,因此这里的同志不得不自己设法找钱。如果这里偶尔能找到一些办法,那根据经验来看,这只会使本来就一再延误的拨款工作变得更糟。目前革命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国内工作,尤其是中心城市的工作恰恰要求经费上的支持。在白色恐怖反攻的条件下用钱营救被捕者比以前更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多的款项延迟拨付,在最重要的关头也会造成巨大的政治损失!因此中共中央希望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认真关注这一问题。”⑰





    


 
 







注释:

  ①(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1928年4月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 -1931)(7),第35,396页。

  ②《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1928年8月1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 -1931)(7),第525页。

  ③《阿龙施塔姆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1928年9月2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 -1931)(8),第36页。

  ④《苏兆征和向忠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8年5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 -1931)(7),第445-446页。

  ⑤《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1928年6月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7),第525页。
                                                                                                       
 ⑥《皮亚特尼茨基给斯大林的信))) (1928年6月1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一1931)(7),第483一485页。

  ⑦(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29号会议(特字第28号)记录》(1928年6月1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 -931)(7),第493页。

  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35号会议(特字第34号)记录))) (1928年7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 -1931)(7),第521页。

  ⑨《米夫给布哈林的信》(1928年4月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一1931)(7),第472页。

  ⑩《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1928年12月1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 1931)(8),第52页。

  ⑪《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信》(1928年12月26日)。 

  ⑫《向忠发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电报》(192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9年2月2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8),第77,84-86页。

 ⑬《卡位夫斯卡娅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9年4月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 -1931)(8),第101一102页。

  ⑭《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29年9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年)(8),第172页。

  ⑮《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0年3月2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 1931)(9),第77页。
  
  ⑯在附件中说明,6.3万元包括2月所欠经费3.5万元,报刊维持费4000元,印别厂创办费1万元;;3月欠经费1.1万元;;4月欠经费3000元。

  ⑰《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1930年5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 1931)(9),第159-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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