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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2015/10/20

 李德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伍修权

    我于1931年7月间,从上海经广东的汕头、大埔进入当时的闽粤赣省委所在地虎岗。到达虎岗后,省委书记卢德光便留找在闽粤赣军分区做参谋工作。在同闽西地方军阀钟少奎的部队进行的一次战斗中,我负了伤。经治疗,墓本痊愈后,他们送我到了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这大约是1931年的八九月份。我来到瑞金后,被分配在红军学校工作这时,红军学校的校长是叶剑英,校址驻在瑞金城东靠城墙的钟氏宗祠里。1933年10月,红军大学成立,红军学校分成为红军公略步兵学校、红军彭杨步兵学校和红军特科学校。公略学校设在粤都,彭杨学校设在瑞金九堡,特科学校设在瑞金的武阳围。我被分配到红军特科学校工作。同月,又被调到中革军委,担任共产国际派到我党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直至遵义会议后,第二次占领遵义时,才离开他,到红3军团任副参谋长    李德是奥地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参加奥匈帝国同沙俄帝国的战争中,被俄军俘虏,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他曾担任过苏联红军的中级指挥官后来,被选拔到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由于他的学习成绩比较好,所以,在修业后,他又官运亨通,被选拔到共产国际里从事军事工作。1932年秋被派到我党担任军事顾问。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局被迫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他也于同年9月被秘密护送到中央苏区。这时,组织上调我和王智涛去当他的翻译。

    李德在担任我们党的军事顾问时,执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1933年9月到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军事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这与他有很大的关系。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只凭他学到的军事教条的条条杠杠,照搬到我国,进行瞎指挥。在战略上实行消极防御,在战役战术土打阵地战,即所谓正规战,拚消耗。当时,又适逢王明“左”倾错误发展到顶峰。所以,他们气味相投,配合得非常巧妙。

    李德在指挥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凭着看地图,躲在房子里指挥战斗。由于当时的地图大部分都是一些简易的草图,误差大。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这就给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些困难是根本不可能克服的。比方说他要某个部队何时调到某地去参加战斗,由于他只凭地图上的距离来推算路程而且又不考虑敌情、自然条件等困难,计算时间不给余地,因此,使得这个部队不能按时参加战斗。这样,主观和客观相分离,难免要吃败仗。他就是这样主观主义地瞎指挥,而且以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架势,凌驾于我党。

    李德作为一个外国人,又是共产国际派来我党的军事顾问,在我党是享有比较高的威望的。当时,我们党对他也比较适从。中革军委机关驻扎在瑞金沙州坝时,为照顾他,让他单独住在一栋房子里。这房子一共有3间,中间一间是会议室,墙上挂满了地图。其他两间,一间是他的卧室,另一间,是翻译王智涛和我的住房。另外还给他配备了警卫员、马夫和女服务员。他单独起伙,还给他配备了炊事员。我们搞翻译的同志,不论白天还是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我们都要进行工作。通常电台收到前方电报后,先送给我们翻译成俄文(李德不懂中文,懂俄文),我们还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草拟简易图再送给他,经他批阅后,再送给周恩来等。他这个人工作很主观,脾气很暴躁,经常训斥人。不仅我们一般工作人员遭受他的训斥,而且连我们的总参谋长也受过他的训斥,甚至他还
打骂身边的服务人员,以太上皇的姿态,凌于我党之上。为此,我们都很不愿意和他共事,常闹思想情绪,要求调离工作。但每逢事情发生后,组织上总是做我们的工作,要我们留下,不让我们调离。

    当时根据地的经济不富裕,尤其是党政军机关的生活要比野战部队和群众的生活更艰苦。但对李德是额外照顾。他吃穿都比我们好得多,除了给他优待照顾以外,他自己也常到军委总参4局去要物资。在长征时,给他配了两条牲口,一条是他骑,另一条给他驮东西,另外,还配有警卫、马夫、挑夫。

    在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王明左倾错误推行军事教条主义,排斥了毛泽东等人提出的关于利用福建事变,红军主力出击苏浙皖,以及广昌战役失败后向湖南突围等多次正确建议,丧失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致使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中央红军主力准备转移的意图,早在1933年底就有了。同年7月间派红7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于11月北上到达闽浙赣根据地,和方志敏等领导的红10军会合,组成红军第10军团,继续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8月,又命令湘赣苏
区的红6军团离开湘赣根据地,转移到湘鄂西,与贺龙等同志领导的红2军团会师。这两支红军的行动,是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大转移的。此外,新成立了红8军团,也是为了转移,扩充军力。在物资上也作了些准备,如兵工加紧赶制弹药,特别是赶制手榴弹。不过,中央红军主力大转移的意图及其行动是保密的,是在高级阶层里酝酿和决定的,中下级不清楚。1934年10月10日、中央党政军机关和中央纵队离开瑞金的周围,开始转移。在这以前,毛泽东已到粤都去作调查研究工作了。要说中央红军长征的起点,应该说是瑞金和零都。当时中央的意图是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到湘鄂西与红2军团和先期到达的红6军团会师。但当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湘江后,减员很大,尤其是敌人已了解我军的战略意图,在去与红2、6军团会师的途中,蒋介石集中了大军,企图堵击、合围我军。为了使红军避免自投罗网,遭致不幸,毛泽东极力主张改变战略方向,向贵州前进。中央被迫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红军在打下通道后,改向贵州进军,打乱了敌人的原来部署。

    1935年1月,红军胜利攻占遵义,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又名洛甫)、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又名泰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又名何克全);还有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军团一级的有红1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3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5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红9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未渡过乌江,而没有参加。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途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以及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我当时是李德的翻译,作为会议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会议。彭德怀和李卓然,因有战事,会未开完,就提前离开了。

    会议开始时由博古作了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毛泽东等在会议上发了言。毛泽东的发言,受到了与会同志大多数的支持,尤其是李富春和聂荣臻等非常积极地发表了意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襟怀坦白,严于责己、宽于待人,主动承担责任,站到了正确路线上。会议重点批判了王明“左”倾军事上的错误,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教训,抨击了军事教条主义。博古、李德、林彪是处于受批判的地位。因为在第五次反“围剿”后期,林彪发表《论短促突击》的文章,竭力推行李德的那一套;在行动上更是积极执行王明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主张,是王明“左”倾错误的一员干将。会上虽然不是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但批“短促突击”就是针对他的。所以,他在会上一言不发。李德在会上也一言不发,无可奈何花落去,不得不接受大家的批判。凯丰当时接受意见的态度不够好。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小组,负贵军事指挥,选举了张闻天为总书记,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遵义会议撤销了李德的军事顾问职权,将他下放到红1军团去了。在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时,我离开了他,不当他的翻译,到红3军团去任副参谋长。

    1938年,我党送李德回苏联去了。当时,斯大林曾批评过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被送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曾担任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文联主席。他在死前,曾写过一本所谓回忆录,书名叫做《中国纪事》,歪曲事实,宣扬“左”倾教条主义,反对我党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思想。






注释
 



*此文选自《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收入本书前作者又作了修订。


(原载于《红军反“围剿”回忆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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