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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五军团的初创时期*——第二部分
2015/9/14
红五军团的初创时期*——第二部分

肖劲光

二、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

    我与伯坚同志和派往红5军团工作的同志很快就走马上任了。去一支新起义的部队做政治工作,我们深感肩上担子之重。同时,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想法,大多数同志愿意去工作因为宁都暴动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对革命是一件大好事,去工作是光荣的.但对于究竟怎样去改造这支部队,一些同志心中无数,有些畏难情绪,感到工作任务艰巨,缺乏经验。当时,从上至下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宁
都暴动是否靠得住还是问题,甚至怀疑他们可能是假起义,准备来苏区过渡一下,再去广东投靠陈济棠。因而,有少数同志顾虑重重,不愿去工作。我们按照军委的指示,在千部中做统一思想的工作。明确总的工作方针是在这支部队中建立红军制度,按照红军的面貌教育改造这支部队,使之成为工农的武装力量。毛泽东对起义部队倾注了大量心血给予了很具体的指示。他曾对我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4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在这些指示的鼓舞下,我们这批干部初步明确了工作方针,明确了做这项工作的意义,统一了思想,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政治责任感,愉快地奔赴了新的岗位。

    初到红5军团,的确是困难重重,问题成堆。这支部队不是经过长期酝酿自觉起义的,而是由上级将领组织策划进行兵变起义的大部分起义官兵在开往苏区的路上还不知做什么。直到赵博生、董振堂他们撕下帽徽胸章宣布起义,方如梦初醒。所以大部分起义官兵不了解起义的意义,不了解苏区的情况.国民党长期的欺骗宣传对他们影响很深。一部分人怕当了红军回不了家,怕家里受株连遭殃。特别是军官中思想顾虑更大。有的惧怕红军实行“要兵不要官”的政策,惶惶不可终日;有的觉得当红军前途渺茫,整日唉声叹气;有的抵触情绪很大,不愿进行制度上的改造还有些人看不起工农出身的政治工作干部,不尊重他们当然,大多数起义官兵还是感觉走上了新生,愿意当红军。但对于红军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这支部队却很不了解。我记得刚到红5军团的时候,赵博生、
董振堂、季振同等非常欢迎我们的到来,希望借助我们这些政治干部把部队引上红军的道路。同时又由于他们对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的一套制度、传统缺乏了解,处处谨小慎微,唯恐做错事针对这些思想问题,我们首先做安顿起义部队的工作,从思想上教育他们,从生活上关心他们。中央还派了聂荣臻到部队来,指导帮助我们做工作。我们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的:

    建立各级政治委员制度,加强党的领导。我们从红军中,红校中抽调一部分干部做师团政治委员和连队指导员,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通过各级政治委员、支部书记、党小组、党员,形成了我们的政治工作网。我们积极发展进步官兵人党,通过党员联系群众,做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党的方针、政策得以顺利地贯彻执行。

    做好上层军官的团结教育工作我们要求各级政治工作千部,除做好所属干部和部队的工作外,特别要注意做好同级干部的团结教育工作要尊重他们,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揭短,不提他们在起义前做过的错事,不讲带有刺激性的话。军团组织了军事政治训练班,讲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讲红军部队的管理教育工作,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关系,等等也讲马克思、列宁、讲十月革命,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提高他们的觉悟,学习做红军的指战员。特别注意团结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赵博生在起义前已是共产党员,董振堂是在起义后不久人党的。这两位同志表现一直很好,非常虚心学习,努力改造自己,积极配合我们做部队的工作,以他们为核心,团结起了一批进步军官,成为教育改造部队的中坚。

    组织部队参加苏区的各种活动,亲身体验红军与国民党军本质上的不同。我们组织起义官兵轮流到党政机关、红军学校以及部队驻地去参观学习,让他们亲眼看一看红军是如何生活、工作、学习的。参观期间,中央临时政府、中革军委的领导同志毛泽东、朱德、项英等都亲自参加接待,给他们讲革命道理,鼓励他们进步。苏区还为起义部队专门组织欢迎大会,召开各种代表会议时都邀请5军团参加,请季振同讲话。从这一时期中央根据地《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报刊上,都可以看到报道当时苏区军民欢迎红5军团的情景。这些,深深地感动了起义的部队,确实感到今非昔比,当红军是有前途的。

    关心和改善部队的生活。起义部队多是北方人,到南方以后生活不习惯,大米饭都做不好,患病的很多。我们将部队中的伤病员分散到红军医院、老百姓家里去养伤治病,从红军中抽调一部分有经验的老司务长和炊事员,充实到部队帮助改善生活。当时红军的生活是很苦的,但党对红5军团给予了不少照顾,组织地方群众带着菜肉蛋禽来部队慰间,使部队感到党的温暖和人民的关怀经过教育引导,部队也开始学着红军的样子,帮助群众打水、扫院子,征询意见,注意搞好军民关系。

    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对部队进行民主改造。彻底废除旧军队的封建军阀制度,实行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我们在连以下成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自己研究决定自己的事情,在部队废除打骂、体罚士兵的制度,实行官兵平等,士兵有权批评监督于部各连还建立经济委员会、实行经济民主,定期公布账目。禁止官长喝兵血,大家发一样的伙食尾子三大民主的开展,从根本上动摇了旧军队的封建制度,在士兵中引起极大的反响,真正感到解放了、翻身了。我们结合改造做士兵的思想工作,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忆比活动。从“回忆对比红军与国民党军有哪些不同”这样浅显的道理入手,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收到很好的效果,士兵的积极性很高因而,在蒋介石、孙连仲、高树勋等派飞机散发传单进行策反宣传时,他们毫不为之所动在《答复孙连仲高树勋并告全国工农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有眼看见有耳听见有脑子可以明白,红军是工农的武装力量,红军中官兵夫一律平等,与军阀军队专替某一人打仗还要受很厉害的压迫完全不同——我们看见贫苦工农都真正得到了解放,工人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农民分了田地,都有衣穿、有饭吃,与充满了饥荒灾祸的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区域完全不同;我们看见许多共产党员革命的无产阶
级忠实吃苦耐劳和勇敢,与借军阀赚钱做官的国民党完全不同;我们又看见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各地的苏维埃负责人员都为工农办事,都很勤苦努力,真正能代表劳苦群众的利益,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县政府的主席、委员都是军阀官僚政客,只知剥削压迫人民,不替人民做一点好事完全不同。所有这一切不同的情形,使我们感觉当兵多年,到如今才真正找得出路……”

    这种教育、改造部队的工作并不是帆风顺的。这是由于一方面旧军队的习气和制度在部队中根深蒂固,特别是在一部分军官中,对这种根本改造部队的做法很不习惯如官兵平等,不准打骂、不许“喝兵血”等等,他们想不通。另一方面、部队在改造过程中也受到,此“左”倾思想的影响.有的部队不恰当地强调阶级成份,将一些可以通过教育留用的军官处理走,个别部队还有发动士兵控诉军官
的事情加上国民党通过各种染道的反宣传,对刚起义尚未稳定的部队也有定的影响。因而在1932年1月中旬部队开始发生一部分军官逃跑事件,1月下旬,14军工兵连80多人反水逃跑。还发生了一些抵制教育改造的事,如13军一个师长领导部下公开提出反对建立红军制度;14军一个师长提出辞职;15军发生了殴打政治委员左权的事件,极少数人喊一些反对革命反对党的口号。这些事件的发生,对一支刚刚起义的部队来说,是不奇怪的。我们除了对确属反动的少
数人进行了严肃处理外,对大多数人主要还是进行说服教育工作,晓以大义。但是在我们党内,当时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对起义部队发生的这些问题看得较重,指示我们对部队进行“坚决的”、“无情的洗刷工作”,“彻底肃清反动的、对革命动摇的投机主义者”还有“要兵不要官”的说法,甚至还有武力缴械的
主张。这些“左”的错误指导思想更加剧了这支部队的思想混乱。3个军中,问题比较突出的是15军,一时谣言四起。如说,对要走的官兵将以逃兵论处,实行武力解决;季振同、黄中岳已被中央扣留,师长、团长都没有什么希望。中央已批准红4军来缴15军的枪,等等。一些连队宣布戒严,还有的无故放枪,气氛非常紧张。为解决15军的问题,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深入部队,与各级政治委员一起,找上级军官谈心,做稳定部队的工作。

    在形势最紧张的时候,一些军官到军团部要求离开部队。为了切实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我与季振同等研究决定,召集了九堡会议。那时我们军团部和15军军部都在九堡。参加会议的是5军团的几位高级军官,具体是谁我已记不清了。当时我们在里屋开会,外屋里那些要求走的军官打着背包坐在地上等着,季振同对此束手无策。会上,我反复说明党对起义官兵的政策,做干部们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不要听信谣言,要相信党。这时,有的人便提出“要兵不要官”“武力解决”“彻底清洗”等几种说法如何解释,季振同也向我提出质问,同时提出这么多间题如何解决,对要求走的军官怎么办?我看会议实在无法开下去,便宣布休会。我说大家不要着急,我马上到中央去请求走出屋来,即备马L鞍。从九堡到瑞金15公里,我心急如焚,一口气赶到先找了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见了中央局及军委领导同志。我向他们报告了红5军团出现的情况和九堡会议遇到了难题。当时,有的同志提出,马上派部队去武力解决。我个人是很不同意这种做法的,便说,先不要采取这个办法,待做些工作看看再说。从军委出来,我又去找毛主席①。毛主席住在个两层的小楼上,下边是放东西的仓库。有一个两只脚的梯子,从梯子爬上去便是毛主席简单的办公室兼卧室房间不大,没有天花板,屋里陈设简单,只有一张桌子,摆些书刊、文件一两个凳子,还有一张床。毛主席见我来了,起身迎接,招呼我坐下,我即向毛主席汇报了部队中出现的问题和有人主张武力解决的意见,问毛主席怎样办?毛主席听后沉思片刻,反问我说:“你的意见呢?”我说,“我不同意用武力解决,那样事情会更糟”毛主席说,怎么能用武
力去解决问题呢?只能通过教育改造争取他们革命,只能用“剥笋”的方法(即将真正反动的“剥”掉),而不能用“割韭菜”的办法(即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割)。毛主席对我说,你马上回去,对他们说是我讲的。宁都暴动参加革命是你们自觉自愿来的,我们表示欢迎,这是一。第二,如果你们认为这儿不好,愿意回去,我们表示欢送。我听了毛主席的意见心里豁然开朗,立即辞行,当日快马加鞭赶回九堡,重新召集会议。我把毛主席的意见在会上一说,季振同非常兴奋,情不自禁地把桌子一拍说,好!拥护!赞成!我们坚决要革命到底。部队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大家分头去做工作。季振同这样一说,其他同志的情绪也都转变了,很快统一了思想。季振同走到门口,对等在外边的那些军官们传达了毛主席的话,说你们要革命的就留下,一定要回去的,我们欢送。他还拿出了自己的钱,一些光洋和一些白区的票子分给了那些要求走的人做路费。就这样,一场狂风巨浪转而浪平风息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感召力。我们这些在毛主席教育下走过几十年革命道路的同志,对这点体会特别深刻。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毛主席决策和指导,如果按教条主义的办法去做,红5军团在整编和改造中可能遇到更大的困难甚至挫折。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思想,相信党的领导,相信革命的政治工作威力,相信绝大多数起义官兵是要革命的。这种做法,很得人心。其实,你越是相信他们,工作越是好做。大部分起义官兵都表示愿意留下革命,一些起义官兵离开部队后,找不到出路,不少人又自动回来了,我们仍旧一视同仁地欢迎。我们反复教育党内的同志,思想工作要循序渐进,要允许思想上有反复。

    在宁都兵暴和教育改造部队期间,赵博生、董振堂是起了非常好的表率和推动作用的。赵博生、董振堂都是河北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他们都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青年时代即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大志。然而在旧军队中,他们走了10多年摸索前进的道路,却仍陷于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深沉苦恼之中。在大革命时期,他们曾亲身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革命精神有
深刻的印象;到苏区以后,又耳闻目睹了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深感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党。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能够毅然决然地改弦更张——领导起义,投身革命,加人中国共产党。赵博生是起义的核心组织者。他原是26路军的参谋长,为了争取季振同起义,他欣然把起义总指挥部移至季振同第74旅。起义后,季振同任红5军团总指挥,他任参谋长兼14军军长,亦欣然服从组织决定。博生同志有学识、有胆略,文武双全。他处理问题深思熟虑,多谋善断。对部下,他循循善诱,晓之以理,从不以势压人。生活上朴素、廉洁,完全没有旧军人的那种恶习。具有这样品质的高级将领,在旧军队中是少见的。起义后,他一再向我表示,自己没有受到党的组织训练,希望党多多给予帮助指导。每每与他商谈工作,他都非常谦虚一巨组织决定了的事,他总是坚决地执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很强的党性和组织纪律性。董振堂也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在旧军队中,他是一个典型的正人君子式的军人,为人刚正,不苟言笑。对旧式军队的练兵方法,他有很深的造诣。他带兵既严格又很关心爱护,赏罚严明,又能以身作则,在官兵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部队训练有素,善于擒拿格斗,善于近战、肉搏战,有相当的战斗力。起义后不久,他入了党,曾向我表示,从此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他有一些积蓄,也执意要拿出来献给党。他做什么事情都相当认真,一丝不荀。作为一员武将,他特别认真地学习红军的战略战术,经常与我一起商讨军事问题,非常虚心。这两位同志在红5军团中是很有影响的。在教育改造部队中,他们与我们这些派去的十部合作得很好对个人来说,我深受感动,我也是以他们为师的。在部队发生动乱的时候,他们以老上级对部属的身份,配合政治委员做了大量思想工作。例如在整编过程中,需要打破建制实行混编,这对于讲究帮派义气的旧军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有的军官以相随多年为由不愿离开他们左右。博生、振堂同志努力说服这些部下,顾全大局,克服私人感情,服从组织决定,所以,在他们兼任军长的]13、14军中,虽然有些波动,但由于军政首长拧成一股绳,问题解决得都比较顺利。在后来的赣州、水口战役中,他们都能身先士卒,不怕牺牲,指挥若定。这些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博生同志于1933年1月,为配合黄狮渡和浒湾战斗,率部阻击南城出犯之敌,战斗中英勇牺牲;振堂同志则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考验,最后西路军渡黄河以后,在高台战役中英勇牺
牲。这两位同志,从一个有着爱国主义感的旧军人,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对于他们,我至今仍很怀念。

    在红5军团的建设改造中,对季振同的工作是举足轻重的。季振同是河北沧州州人,时年30岁。他出身大地主家庭,从小过着大少爷的生活,在部队里有一个警卫班,七八人专为他服务。季振同过去是冯玉祥手枪旅旅长,改编成26路军后为74旅旅长,这个旅实力雄厚,装备精良,是26路军的主力。由于季振同率74旅参加宁都起义,使大规模的起义得以顺利实现,因而季振同是宁都起义的有功
人员。鉴于季振同对整个起义部队的影响,我党任命他为红5军团总指挥。我刚到5军团的时候,季振同一方面欢迎我,一方面又存有戒心、胆小、谨慎,生怕我们抓他的小辫子。大革命时期,我在国民革命军中做党代表,对国党将领的特点有所了解.针对季振同的思想,我很注意尊重他,维护他在部队中的威信,虚心向他了解部队的情况,同时将革命的道理由浅入深地讲给他听。季振同学习也是很虚心的。从思想感情上,我也尽量与他接近,关心他,我曾有意与他谈些自己的革命经历,谈国民革命,北伐战争,和他一起找革命的共同点,使他消除顾虑,向往革命,树立信心,当好红军指挥员季振同为人比较活跃,开朗,爱好文艺,喜欢跳舞、演戏。我们就经常请他参加部队的文娱活动。记得有一次,我和季振同同
台演过一个戏,季振同演一个军阀,我演一个帝国主义分于我们都演得很认真,很风趣,部队看得十分开心。事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开玩笑,他喊我“帝国主义”,我喊他“军阀”,十分亲切友好,也十分和睦融洽,彼此是信任和互助的。当时敌人对季振同的策反工作很厉害,派人、写信等等。有些事情季振同也是与掬我过的,
如冯玉祥派高参来与他联系,季振同告诉了我,我也报告了中央,经中央同意后与其见面。敌人的一些策反信他也送给我看过。我当时认为,敌人的这些策反活动是很自然的,他们一定要这祥做的.我们无法阻止敌人这样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工作,争取季振同革命,粉碎敌人的阴谋,事实也是这样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季振同向我提出入党的要求。对此,我们进行了认真的考虑研究。就季振
同本人的思想来看,基本上还是旧军人思想,做一个共产党员是不够格的,然而,他能够提出这样的要求,是要求进步的表现。从有利于部队整编,有利于稳定起义官兵的思想情绪这个大局考虑,有必要吸收他人党。于是,我们将此事报告了中革军委。后军委批准他为特殊党员,周恩来和朱德做的介绍人。

    经过这一段艰苦的思想工作,部队稳定下来,各项工作进展比较顺利.除了政治课以外,部队还有军事课,着重训练部队山地运动战、游击战。因为这支部队过去在北方,大都是平原地区,主要打法是阵地防御战,讲究擒拿格斗,最有名的是大刀砍杀。而苏区处处是高山峻岭,必须学会红军的打法。我们还组织军人俱乐部,教唱红军歌曲,开展文体活动.部队生气勃勃,初步有了红军的样子。在此基础上,为了打破旧军队的小团体主义,根据军委2月2日训令,从2月中旬开始,5军团实行了打破建制的全军团混编。由于思想工作做的较好,混编进行顺利,部队官兵情绪很好,只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大部分起义官兵愉快地组成了新的战斗集体,少数愿意离队的,就发足路费送行。还有一部分军官调红军学校去学习、任教,苏进、孙毅就是这时离开5军团去红校的。我们从基层士兵和下级军官中提拔了一批思想进步、表现好的同志,发展他们人党,逐步改变部队上层领导的成份。经过3个多月的集中整编、改造和教育训练,红5军团初步成长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注释
 
①193131年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此后,毛泽东即以执行委员会主席身分在前方指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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