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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东方军的英勇战斗和深刻教训——第四部分
2015/9/29

 回顾东方军的英勇战斗和深刻教训——第四部分


李志民


“左”倾错误领导严重削弱东方军的战斗力

    1933年秋,正当东方军频繁作战、连续取胜的时候,犯“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不仅在军事上继续推行一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而且在组织上也竭力推行极左政策。他们在干部路线上大搞唯成分论,过分强调红军领导骨干必须是无产阶级成分,无产阶级分子,向各地区各部队派遣大批“钦差大臣”,去进行所谓“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搞乱了干部队伍。当时部队绝大多数同志是农民出身,而他们却只提拔工人出身的人。不问其是否具备干部条件,只要是无产阶级成分的就提拔。除了长沙、安源的一些矿工外,手工业工人也照样提拔起来,而且一下就提为团、师政委,担任高级领导职务,这样,就大大削弱了部队的作战指挥和政治工作。同时,他们还大搞查田、查阶级运动,查到谁是地主出身,不问是否属实,表现如何,斗争历史多久,就说谁是阶级异己分子,将他们开除出红军,摧残了许多有用之才。

    他们刚进行过“肃反”运动,又以反“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主义”、“两面派”等各种罪名,大搞宗派主义,惩办主义,对不坚决执行他们的错误主张、而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的好干部则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批地进行惩罚和撤换,随意提拔同他们气味相投,只知随声附和的人,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作风.家长制横行,“一言堂”成风。尤其是在福建、江西和红军中反对所谓“罗明路线”,打击面更宽,影响更坏,危害也更大。

    事实真相是1933年,罗明同志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并组织“中共前敌委员会”,以指导前线的工作。他对闽西情况比较熟悉,根据前线实际情况大胆地向党中央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中谈到要积极坚持岩(龙岩)水(水定)杭(上杭)地区的游击战争,这个边沿地区条件比较困难,“赤化干里,筹款百万’.应因地制宜,所有土地税款等收入不能完全集中到国库,应留一部分作为地方的机动费用,否则脱离生产的游击队等人员无法维持生活。还谈到“创造百万铁的红军”也应从闽西的实际情况出发,除动员一部分兵员补充主力红军外,还应动员一部分兵员补充地方武装,以锻炼提高地方武装的战斗力,更好地保卫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在“扩军”工作中,也要量力而行。因为苏区地方不大,人口不多,几年来动员再动员,扩大再扩大,究竟要动员、扩大到什么程度,需要有个限度,不能无止境地扩大。如上杭县才溪乡,共有2000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7人,还要进行突击,这当然不现实。罗明同志虽然一再写信给省委转告党中央,说明前线这些实际情况,但“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根本不予考虑,仍坚持要边沿游击区上缴一切税款和扩大百万红军,并认为罗明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是反对党中央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的。于是在组织上普遍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并错误地认为在红军党内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尤为重要,只有肃清红军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保障最大限度地巩固与扩大铁的红军,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这样就把地方上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扩大到红军中来,引起东方军内部的严重混乱。当时,不少同志不明真相,被“左”倾空喊的口号所蒙蔽,认为罗明路线是“反革命”,更有认为罗明就是“反革命者”的,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甚至罗明同志从前线回来,连炊事员也不给他做饭吃。他去理发店理发,刚坐下,理发师傅听说他是罗明,马上把他撵走,不给理发。罗明同志被撤了职,还有很多好同志、中高级干部也受到诬害、牵连。如保卫黎川的是我们闽赣军区一个五六百人的独立团,蒋介石以3个师进攻黎川,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放弃黎川以保存有生力量是必然的。但“左”倾冒险主义者根本不体察实情,硬是给前线指挥员加上“退却逃跑”、“违抗命令”、“右倾机会主义”等罪名,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并拘捕交军事检察所公开审判。他们大搞惩办主义,以对罪犯和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使许多地方干部和部队干部均受到打击,搞得人人白危,党内、军内恐惧心理和社会不安现象十分严重,大大削弱了东方军的战斗力。这场斗争的实质就是为了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进一步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因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

    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调动了50万大军,分4路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其北线部队已自临川、南城、贵溪等地向我进攻,侵占我黎川,形势十分紧张。

    恰在此时,国民党19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闽北军阀刘和鼎、卢兴邦等部失去19路军的支待,顿时陷于孤立。在这个对革命十分有利的新形势下,彭德怀同志发了电报给中央,建议留红5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1,3,7,9军团出苏区,向闽浙赣地区进军,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19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并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①。但这个正确意见未被犯“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采纳。博古还批评这个建议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其实彭德怀同志这个建议和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同志说过:“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
倒台。”②

    毛泽东同志和彭德怀同志的正确建议未被采纳,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却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土”的错误方针,他们震惊于9月28日黎川一城之失守,不考虑在闽北的东方军当时正值消灭孤立无援的刘和鼎敌军,向无敌人堡垒区大力发展苏区,粉碎敌人“围剿”计划的大好时机,命令东方军立即返回北线,企图收复黎川.

    在“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压力下,10月初,作为东方军主力的3军团只好从延平、将乐、顺昌前线撤回泰宁集中,然后转向黎川方向前进。10月7日,当3军团行军到达江西洵口时,不期与敌遭遇,经过3天激战,消灭了敌军赵观涛第6师第18旅(3个团缺1个营),生俘旅长葛仲山。当时,敌第18旅残存的1个营
据守在山顶土寨子里,虽然山很陡,不易爬上去,但山上无水,我们再围困它半天,即可迫使该营就歼,这算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一个意外的序战胜利。但“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不待困死之敌被消灭,便命令立即向黎川以北敌占区敌人的巩固阵地硝石进攻。当时,黎川驻敌三四个师,南城、南丰各约3个师,硝石正在这三点之间,各隔20公里左右,处在敌军堡垒群中心。当我军奉命进人硝石时,发现已钻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而且,泰宁以北之敌发现我主力在黎川方面,将向我泰宁进攻;黎川、南丰、南城之敌亦将向硝石夹击我
军。在这危急关头,彭德怀同志当机立断,连电陈词反对上述命令。最后总算复电允许3军团撤出硝石返回洵口、莲塘一线,才避免遭受严重损失。

    12月12日,敌以1个师守黎川,3个师向福建、江西交界的德胜关推进。我3军团预先在半路埋伏好,当敌进至团村我伏击圈时,一声号令,我主力部队同时猛烈突入敌阵,敌军大乱,向黎川城内逃窜。我方4个师共1. 2万余人,击溃敌3个师15个团共4万余入。战斗虽获胜利,但俘虏不及千人,算是打了一个“击溃仗”这一仗,从战略上看,“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实际意义并不大。据彭德怀同志以后回忆:“如果当时我1军团在,1.3军团靠拢作战,敌3个师15个团当能全部歼灭;加上洵口歼灭之3个团,就是18个团;再寻机歼敌20个团左右,敌第五次‘围剿’就可能被粉碎,历史上也就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了”。

“左”倾错误领导造成东方军功败垂成

    1933年10月初,3军团奉调返回江西之后,东方军没有主力支撑,在福建发挥不了作用,而3军团在“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指挥下,虽奋力苦战于黎川周围的硝石、团村地区,并一度转战于浒湾、琅琚、珀玗一线,但打的大多是消耗战,未能机动自如地打击敌人。而正在此时,李济深、陈铭枢和19路军蒋光湘、蔡廷错等人正主动找我军联络,酝酿和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这对于我们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为有利。可惜当时“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同样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没有积极支援19路军,坐失了一个打击、消灭蒋介石反动军队、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大好时机。

    这里要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与19路军通过斗争求得联合的一些历史情况    1932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进攻上海,发生了淞沪战争。驻上海的国民党19路军官兵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全国抗日救国浪潮的推动下,违抗蒋介石不准抗日的旨意,奋起应战。从1月28日至3月1日打了33天,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但在战斗中,由于蒋介石驻苏浙嫡系部队60个师的兵力皆按兵不动,坐视19路军孤军苦斗,且克扣其军晌及海内外同胞捐赠的款项物资,使19路军的抗战更陷于困境。3月3日,国际联盟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蒋介石求之不得,马上逼迫19路军撤离阵地,在英美帝国主义的策划下,与日本侵略军和谈,签订
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将七海变为“自由市”,不设防,不驻军,不抵制日货等等,实际上出卖了上海,牺牲了国家主权。

    停战后,蒋介石决心对“违令”抗日的非嫡系部队19路军加整肃。他本想把19路军先调离京沪,然后进行肢解,未达目的,乃改令19路军到福建打红军,阴谋以19路军消灭红军,或假红军之手消灭19路军、或使两败俱伤,.他好一箭双雕,坐收渔人之利。1932年五六月间,19路军调到福建之后,背靠大海无处可走,面向苏区进退两难。当时19路军广大士兵要求抗日,不愿打内战。19路军领导人蒋光鼎、蔡廷锴也知道“剿共”不能取胜,但从保存并发展自己的实力出发,还妄想排除共产党和红军势力出闽西,在福建搞个“模范省”,统一全闽政权,联络广东、广西新军阀,在福建造成割据偏安之势。所以,他们在漳州、凰门登陆立足后,仍然服从蒋介石的调遣,利用我主力红军在抚西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战斗,闽西武装力量薄弱的时机,以第78师区寿年部为先头部队,第60师沈光汉部后续,并调动闽西、闽南的土著军阀杂牌部队和反动民团,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行动,不断进犯、蚕食我闽西苏区和闽南游击区,于1933年二三月间侵占我龙岩,四五月间又占我连城、新泉等大片苏区,并积极准备进攻我汀州城。1933年7月,我东方军围攻泉上,威通清流卢兴邦部时,驻连城第78师区寿年部派出1个团增援清流,被我击溃;八九月间,我东方军围攻延平国民党第56师刘和鼎部时,19路军又令第61师郑为辑团前往增援,蔡廷错还亲率补充师谭启秀部进至水口、尤溪口一线待机增援,均被我击溃由此可见,当时他们虽有反蒋抗日的愿望,但在实际行动上仍然是反共与屈从于蒋介石的.经过我东方军消灭其区、毛、谭师各一部后,铁的事实教育了19路军领导人,使他们认识到继续反共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而要反蒋抗日,只有联合共产党才有可能,遂决定把“反共反蒋抗日”的方针改变为“联共反蒋抗日”。事实说明,东方军对19路军作战的胜利,是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的。

    1933年7月,东方军进军福建后,连战皆捷,造成了威逼福州的形势,蒋光鼎、蔡廷错害怕19路军被消灭,于9月中旬亲自写信并派过去是共产党员的陈公培为代表到前线找东方军联系,表示愿意和谈,共同抗日,双方先行停止战争行动。陈公培在延平附近的王台见到了东方军彭德怀司令员,陈公培表明他们要反蒋抗日,不反蒋就不能抗日。彭德怀同志开导他们说:“对,抗日必须反蒋,因为蒋介石执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只有抗日才能停止内战。”谈完话请他吃了饭,留宿一晚。彭德怀同志又给蒋、蔡写了回信,对19路军响应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3年1月17日宣言,愿和红军合作抗日的态度表示欢迎,对19路军过去反共压迫人民的行动,也作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同我们中央正式谈判。陈公培走后,9月23日,彭德怀同志立刻将上述情况电告了中央。

    蒋光鼎、蔡廷锴、陈铭枢收到彭德怀同志回信后十分高兴,立即又派陈公培与19路军秘书长徐名鸿到瑞金正式谈判.陈、徐到瑞金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他们,晓以抗日救国大义,进一步坚定了他们反蒋抗日的决心由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同志对19路军采取了联合、教育的正确方针,促使陈、蒋、蔡等人进一步酝酿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部署,在10月26日和我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之后,他们更感到无西顾之忧,遂于11月20日揭起义旗,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③。

    举事后不久,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鼎、蔡廷锴等人聚会,感到放弃了国民党,没有个组织,处境不利,于是另行组织了“生产人民党”。原在19路军中有活动、有发展的“第三党”后来声明解散,很多第三党人也参加了“生产人民党”。

    无疑的,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一场斗争。他们的反蒋抗日行动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完全应该利用他们的矛盾,支援19路军,一面发展抗日力量,一面牵制蒋介石的兵力,粉碎其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但是“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却以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福建事变,错误地认为“第三党”与“生产人民党”和“福建人民政府”比国民党、蒋介石还坏、还反动,更带欺骗性,武断地认定“‘人民革命政府’存在以来一个月多的事实,证明它的一切空喊与革命的词句,这不过是一部分以前国民党的领袖及政客们的一种欺编民众的把戏。他们并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为了要维持这个统治,为了阻止和妨碍中国民众胜利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④就这样轻率地否定了福建事变反蒋抗日的进步作用。毛泽东同志、彭德怀同志提出的集中红军主力出苏区,威胁京、沪、杭,掩护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和打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计划的正确建议未被采纳,坐失了有利的战机。

    福建事变后,我红军未积极主动支援19路军。阴险狡猾的蒋介石却看准了这个时机,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由北线抽调9个师的兵力沿光泽、邵式、顺昌一线,并从其他路线进攻19路军,使刚刚诞生的“福建人民政府”面临覆灭的危机。当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36师自抚州出发,到金溪停留两天,准备粮食,并规定每个官兵必须自带5天的粮食,非万不得已时不准食用。自金溪到邵武,都是崇山峻岭,坑深路险,敌人行军20天,天天提心吊胆,对红军十分害怕,但红军始终未拦腰截击,没有发生什么战斗。之后,蒋军摘系第10师、83师又沿着36师
的行进路线到达顺昌,红军也同样未予袭击。这样好的歼敌战机都被“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丧失了。

    1933年底,蒋介石部队通近延平.并以狂轰滥炸威胁19路军官兵,用金钱、地位收买19路军中一些将领,加剧了19路军的内部分化,有的部队自行溃散,有的部队投降叛变,“福建人民政府”已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这时,“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才开始有了“唇亡齿寒”之感,恐蒋介石消灭19路军后,会加紧对我进行“围剿”,因此下令再以3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第二次入闽,援助19路军,但为时已晚。由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遇事不是主观武断,就是优柔到断,而且不给前线指挥员临机应变之权,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每次战斗都要由坐在瑞金的李德按作战地图进行部署,甚至有时连1门炮、1挺机枪应配置在什么位置上,都要由李德在电话里按地图标定。正因为他不了解情况,经常朝令夕改,来回折腾,搞得前线指挥员手足无措,经常延误战机。周恩来总政委对此十
分气愤,不得不给博古、项英发电,请求在相当范围内给予部署命令之全权。12月16日电称:“连日电令屡更,迟在深夜始到……使部队运转增加困难。请在相当范围给予我们部署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这才为东方军和其他部队争取了一些主动权。










注释

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18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36页。

③亦称“福建人民政府”

④引自1934年1月is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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